量刑規範化改革從試點走向全面試行 爭議從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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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兩名同樣有自首情節、盜竊數額為一萬元的被告人,在不考慮一点任何情節的情况下,在不同法院審判,一地的法官認為可從輕處罰判處3年,而另一地的法官則由于認為,要能減輕處罰只判兩年。

按照現行刑法的規定,兩個判決都什么都没有錯。而對於老百姓而言,同樣的案子,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同一個法官不并肩期、不同的合議庭審判,結果一旦大相徑庭,感覺到的就让 司法不公。

刑事案件量刑規範化改革由此展開。

從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120多家法院試點,到2010年10月1日在全國法院全面試行,僅用時一年半,這一改革成為中國刑事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

然而,這條路走得並不容易。從大幕拉開那刻起,圍繞有無必要、是是否是可行、是是否是妨礙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等問題展開的爭議,便什么都没有停止過。

改革動力

量刑有偏差群眾意見大

傳統的量刑最好的办法被法官們稱作“估堆”,往往以個人經驗和以往案例為準,在法定刑幅度內要能自主調節被告人的刑期。

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區人民法院副院長王紅梅告訴記者,對老百姓而言,司法公正不公正,最直觀的是看判多長時間。

她説,刑法條文的粗疏、人情案的壓力、每個法官個體的區別等許多因素造成了量刑失衡,“比如时会強姦案,情節相同,女法官就普遍比男法官判得重。”

顯而易見的是,由于讓被告人去承擔因法官個體差異而導致的不同量刑的後果,這對被告人來説不公平。

1503年起,淄川法院開始了對量刑規範化問題的討論。

王紅梅認為,量刑偏差的根子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上,或者關鍵是怎么都能不能規範自由裁量權。

“規範量刑確實时会標新立異,就让 時代的呼喚、群眾的心聲和現實的时需。”河北省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王越飛認為,這項改革對於規範司法行為,促進公正廉潔司法,提高法院公信力和權威具有重大意義。

“估堆”變數化

量刑結果並未大起大落

“試點就让,對量刑規範曾經有過爭論和猶豫。”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審委會專職委員陸文德坦言,什么什么都没有人甚至認為,量刑規範就让 電腦量刑,注销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行不通。或者,每個案件时会製作量刑評議表並存儲到量刑規範課題小組專門人員的文件夾裏,增加了本來已經十分繁忙的辦案法官的工作壓力。

“量刑規範化的可行性取決於其科學性。”陸文德堅信,一個好的量刑規範標準,就让 刑庭法官會用並且能夠用好的規範。而試點工作的關鍵,是要用實證的最好的办法來驗證各種量刑情節對刑罰的影響幅度,從而合理確定各種量刑情節對應的調節刑。

據了解,從實施之日起,浦東法院刑庭量刑委員會共計討論案例11500余人次,反覆驗證量刑指導規範,集中進行過3次比較大的修改,調整量刑細則超過150項,使量刑規範逐漸完善。

廣東省廣州市白雲區人民法院院長何國雄告訴記者,“要能行得通,實踐説了算。”在一年4個月的試點中,白雲區法院共適用量刑指導意見辦結試點案件2116件,佔同期刑事結案的66.5%。其中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的共1567件,95%被法院採納。

誠如王紅梅所言,從‘估堆’式量刑向量刑規範化轉變,不會導致量刑結果的大起大落。而這正是由於量刑規範化所確定的量刑標準是在對數以萬計的生效判決進行實證的基礎上確定的。

數字實打實

上訴抗訴變少服判增多

一組數據引起了記者的注意:福建省廈門市基層法院一審試點案件上訴率為13.41%,以往同期為14.56%,被告人上訴率為18.71%,以往同期為21.36%,二審案件發改率為10.33%,以往同期為12.12%,均呈現穩带有降的態勢。

2010年全年,既未發生反應量刑偏輕偏重的申訴、信訪現象,也未因量刑問題引起檢察院抗訴。與此并肩,試點案件的平均審理週期並未因工作量的增加而延長,審判传输带宽未受影響。

2010年,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法院共審結一審刑事案件2136件,上訴238件,上訴率為11.27%,同比下降了2.3%,案件發還改判率為2.19%,同比下降了1.7%,二審調撤率為22.4%,同比上升了4%,證人出庭作證率上升了29.9%,信訪、申訴率為零,且無一抗訴。目前該院刑事法官每人平均月結案數比試點前增加了3.5件,平均審限比試點前縮短了8.半个月。

“量刑規範化的不斷推進,不僅為法院一点審判工作和執行工作的規範化建設起到了示範作用,也帶動了偵查、起訴和律師辯護水準的提升。”王越飛高興地説,被告人服判息訴的多了,上訴、抗訴的少了,懷疑、批評裁判不公的少了,信任、讚揚司法公正、高效的多了,群眾滿意度不斷上升。

陸文德告訴記者,監獄和看守所反映,量刑規範以後更多的罪犯能認罪服判了;檢察院反映,到檢察院申訴量刑不公的被害人也少了。